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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回顾 一个叫吴宇清的男人决定去死

归档日期:06-29       文本归类:地极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编者的话:吴宇清是个很难定义的人,他身份众多,包括诗人,电台DJ,乐评人,教编剧的大学老师,公务员……他热爱音乐、文学和电影。他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对待朋友慷慨热情。外界对他的普遍印象是“主持人”和“活动家”。而且,他一直在写诗。奇怪的是,直到他死后,人们才注意到他的诗。2017年9月26日下午三点,吴宇清从28层的高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谁都没想到吴宇清决定去死。他们以为他开了一个玩笑,或者是恶作剧,就像这么多年他所展露的玩世不恭的作派。

  消息很快证明属实。2017年9月26日下午三点,吴宇清离开家,拖着一条瘸了的右腿,可能上了一辆出租车,也可能步行。他在丹凤街停了下来,走进唱经楼小区,小区耸立了三幢矩形的高楼。2005年,他在其中的一幢租了一套房子。地方是早就选好的。楼梯的门禁是坏的,以便他能畅通无阻地抵达最高的地方。第28层。越过生锈肮脏的窗棂,天空阴沉,尖顶建筑物隐没在巨大的灰色中。

  警察赶到现场后,首先通知了他的单位。他是南京市国税局的一名基层科员。P.K.14乐队主唱杨海崧的姐夫是吴宇清的同事,姐夫问他,知不知道吴宇清跳楼了?杨海崧说,不可能。姐夫说,你赶紧查一查,确定一下。杨海崧开始四处询问,没人知道,也没人相信。

  他给吴宇清的朋友杨子馥打电话,在吴宇清生命的最后半年,杨子馥和他的联系最多。“吴宇清的事你知道吗?”

  那天下午,诗人刘立杆在歌德学院参加诗歌活动,他也接到电话:“吴宇清跳楼了。”之后的两个小时,电话不停地涌进来,持续到半夜。六天前,吴宇清对他说,他觉得冷,当时刘立杆很奇怪,九月怎么冷了?“光膀子都行啊”,他回答。

  酒吧是以前海洋唱歌的地方。那天他带了一个香港女孩,听见有人大喊大叫地在旁边喝酒,辨别出是吴宇清,两人都高兴坏了。吴宇清对香港女孩也很热情,三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海洋当然不相信吴宇清死了,他不停地打吴宇清的电话,打不通,再打,还是不通。

  吴宇清的学生王飞飞正在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他刚参加完电影节的欢迎酒会,三个小时后是《何日君再来》的世界首映。那是他的第一部电影。吴宇清是这部电影的文学顾问。从电影院出来,他准备去海边走走,收到消息,“吴老师出事了,下午跳楼身亡,抑郁症。”他浑身发抖,不相信是真的。

  之后,陆续有人在网络上悼念吴宇清,称他为“南京地下音乐教父”,同时他也是一名笔名外外的诗人。音乐人左小祖咒说,“一个好人,一个好诗人,一个绝对的人,我的朋友从南京新街口28层楼飞下,离开了我们。”民谣歌手周云蓬说,“每次路过南京都会想到外外,他的诗歌越读越好,还有,没人组织酒局并且买单了!”

  诗人韩东第一次读到了吴宇清的诗。他们是多年的朋友,但韩东从没见过他的诗。他先是震惊,而后愧疚——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的“视而不见”可能是诗人所能犯下的最不能弥补的错误之一。他说,“一个人的天才直到死时才被人发现,尽管是身边的人,惭愧,不安。”

  吴宇清最后一个电话打给了新街口派出所的警察,警察是他的朋友。他说:“我要跳了,可能很狼藉,麻烦你帮我收拾一下。”然后,他探出身体,像收起翅膀的鸟一样摔到地上。

  2017年5月,吴宇清的双腿又不怎么灵便了。年轻时他就有痛风的毛病,小时候在凉水里游泳落下的,这是个秘密。他讨厌向外人展示虚弱,况且这病不足以带来困扰——只要控制饮食就行了。他爱好踢足球和打乒乓球,尤其是乒乓球,技术高超,参加过省机关单位组织的比赛,名列前茅。总体来说,他表现得像个身体不错的小伙子。但这次他去外地出差,吃了海鲜,喝了啤酒,回来后打了一次乒乓球,脚趾和膝盖就肿了。病痛来得迅猛,半夜疼得他在床上大叫,尤其是右腿,不能打弯,像一根筷子。

  吴宇清个子挺高,年轻时留一头披肩发,长得干净清秀。后来年纪大了,头发变少了,有一阵子南京作家流行剃光头,一桌子坐下来十个有八个是光头,他也索性剃光。因为有打乒乓球的习惯,他的身材几乎没有变化,最近反而越来越瘦。

  这一天,吴宇清出了一趟远门,找他的哥们儿刘立杆。刘立杆是南京的诗人。2002年,两人在“他们”诗歌论坛相识,很快成为要好的朋友。

  刘立杆与吴宇清同龄,两人大学毕业后都在国家单位工作,吴宇清在国税局,刘立杆在规划局。两人都是白天上班,晚上泡酒吧,半夜回家写作。一度,这让刘立杆觉得分裂,好像一个人同时过着两种生活,自己是具有双重身份的间谍。时间久了,就习以为常了。

  他俩的家庭背景也差不多,父母都在大学任教,父亲都是古板的工科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其实是对社会一无所知的“假知识分子”。两人的反抗一度都非常激烈。

  有一次过年,刘立杆回家,进门后,他直接把脚架在饭桌上,点了一支烟看着他爸。刘立杆的爸爸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那天,他默默地拿了一瓶酒,给儿子倒了一杯,说,现在我也管不了你了,你干你想干的事情吧。

  出了鼓楼区,不是骑自行车能到的了,在吴宇清看来就是远门。吴宇清住在东南大学的家属楼,是个老小区。街道在闹市,却是副旧模样。树比楼高,下了场雨,树叶就落下来,把路遮住了。电动车像兔子一样乱窜,总有狗趴在路边,一动不动。住习惯了,他觉得新城虽然整齐干净,但没了人味,反而无趣。几年前刘立杆搬到建邺区,坐公交车需要一个小时,直接导致两人见面次数从一周两到三次,变成一个月一到两次。

  吴宇清给刘立杆带了几部国内最近的独立电影。谈起电影,他一如既往地喋喋不休,重点推荐了法国电影《路易十四的死亡纪事》,说的是国王外出散步,感觉腿有些痛,接下来难以入眠,发起高烧,身体迅速衰弱,然后死了。他抱了抱刘立杆家的猫,说“小猫挺可爱的,等它生了给我一只。”会面结束后,刘立杆用滴滴帮他叫了一辆车,吴宇清不会,他的华为手机是单位发的,只用于收听和拨打电话。他挺感慨,“我操,很方便啊。”那时刘立杆觉得他腿脚虽然不便,但看上去很健康。

  6月9日,P.K.14来南京欧拉空间演出。P.K.14成立于1997年,是南京的一支态度激进的后朋克乐队,对很多年轻的独立乐队产生过影响,被奉为标杆。主唱杨海崧是南京人,上大学时,他认识了吴宇清。那时,杨海崧是个留长发,无比热爱鲍勃迪伦的摇滚青年。

  吴宇清坐刘立杆的车去的欧拉。开场前,老朋友们聚在门口抽烟。杨海崧44岁,现在生活在北京,他留着寸头,戴眼镜,穿简单的衬衫和球鞋。吴宇清站在他的左边,头戴毛线帽,胡须杂乱不堪,杨海崧突然察觉,他一直向往的生气蓬勃的“台长”怎么开始衰老了?

  这次巡演,P.K.14演奏了新歌。吴宇清站在人群末尾,坚持看完一小时四十五分钟的演出,“双腿酸麻”,疼痛让他几乎没有挪动位置,但是,他激动地对每一个身边可以咬耳朵的朋友说,“他们找到了新的核!”后来实在撑不住了,他给杨海崧发了短信,说“腿不好先撤了,新歌极好,有的地方很根源像2000年后的齐柏林,有的地方是一种新的吉他。”杨海崧叫他好好保养,以后再聚。他完全想象不到,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台长”,他们称呼他。1994年,吴宇清主持了两档和摇滚乐有关的电台节目,时间是周六和周日晚上九点。一个叫《摇滚殿堂》,向乐迷系统性地介绍摇滚乐,开场是Mr. Big的《To Be With You》,随后是开场白:“感知的大门打开了,欢迎走进摇滚殿堂”,带有普及性质。另一个叫《新乐天书》,专门介绍一张唱片。歌是他选的。当时没有网络,普通人不知道该听什么,也不知道在哪儿听。他的节目成了一个窗口,一个通道,有的人一边聆听,一边记录乐队和歌曲名称。在南京,年轻人是通过吴宇清干净清脆的声音抵达摇滚乐的。

  每周末,吴宇清会采购一些打口磁带,后来是打口碟,最常去山西路的军人俱乐部。

  军人俱乐部有一座宽敞的大院子、一家电影院、一个溜冰场和很多商铺。那里聚集了五六家打口门面。就在那儿,吴宇清认识了很多音乐上的朋友,除了他出生在1967年,这伙人其余均出生于70年代。

  杨海崧第一次见到吴宇清时,吴宇清在唱片店坐着和老板聊天,长头发,肩挎一只斜挎包,“太帅了”,“说话的方式和手势非常自然”。他向杨海崧推荐唱片,两人就成了好朋友。

  围绕军人俱乐部,朋友圈从两三人扩展到十多个。军人俱乐部有一家四海音像,老板家在市中心,成了据点,一群人买点啤酒、快餐面,在他家听音乐,看录像带,一直待到半夜。大家在一块儿像兄弟一样放松。吴宇清性格最外向,有着和战士一样充沛的精力。他的朋友最多,原因之一是他总掏钱请大家吃饭,像个热心的大哥。当然还有传播最新的乐队——他总是听得最多的那个。

  有一次,南京电台举办原创歌曲的录制和征集,吴宇清收到一个高三学生寄来的样带,他问那人,“歌你写的?”“我写的”。“词你写的?”“我写的”。“写得可以啊。”“你谁啊?”“你听听我的节目。”

  那人叫海洋,后来是“七八点”乐队的主唱。七八点是一支南京乐队,活跃在1997到2001年,随后销声匿迹。

  那年海洋不到二十岁,正在野心勃勃地阅读和写诗,参加了一个名叫“对话”的诗社,成员多是江沪一带朦胧诗派的诗人,整天看油墨印的诗刊。他写了三十几首诗,找了一家出版社,编辑讽刺他,这东西你花钱印出来给自己看啊?不过,他听了崔健,也听了张楚,张楚的形式启发了他,把诗歌和音乐配在一起,他想他也能做。当时摇滚乐风头大,新乐队有人关注,不等于出版了嘛,他想。

  吴宇清非常喜欢海洋写的歌,确切地说是歌词,那些儿歌似的音乐搭配文学性很强的歌词,吸引了他。他对这个戴眼镜,整天穿花格衬衫,知识分子模样的少年充满了好奇。两人理所应当地成了朋友。吴宇清比海洋大十岁,海洋听他的。

  “没名字,还没想好呢。”接下来,他想了一堆奇怪的名字,全部取自波德莱尔和兰波的诗作,你能想象有多古怪了,自然被否决了。吴宇清逼迫他,“我今天晚上就要放。”

  “我真没名字,你别逼我。”他看了看墙上的钟,停在七点四十几分,“叫七八点吧。”

  后来吴宇清告诉海洋,他俩有缘分,他的生日是七月八号,他出生在“嬉皮年,爱之夏”。

  九十年代后期,南京出现了一批摇滚乐队,以重金属、朋克居多,包括“痊愈者十八”,贝斯手是吴维,后来在武汉成立了“生命之饼”——中国最老牌的朋克乐队。P.K.14是一支后朋克乐队,词曲尖锐,最引人注目的是杨海崧刻意刺耳,不协调的声音。和前两者不同,七八点乐队青春,诗意,充满幻想,旋律悦耳,“像原始的石头一样稀少”,吴宇清写道。

  七八点和PK14都在五台山下的防空洞排练。那个洞很深很深,打开是一间又黑又潮湿的房间,日光灯垂在中间,里面堆积了鼓和音箱,回声极大。排练完出来,两耳轰鸣,什么也听不见了。经常有坏人把铁锁砸开,偷走贫穷乐手的吉他。

  吴宇清觉得几支乐队各有特色,他想记录下来。他把海洋和杨海崧拉到栖霞山脚的小木屋,小木屋是南京炼油厂的工人搞的乐队录音室,有一个八轨调音台。海洋不想去,他想他吉他弹得很差,唱歌也不会唱,总之是个业余,“这算什么呢?”

  “你就当日记录嘛。”吴宇清怂恿他,热心地帮他和音,编曲,牛逼哄哄地指挥他们排练,好像经验很足。乐队人都听他的。但技术太烂,不是吉他错了就是鼓不对,一首歌唱了二十遍。

  录好以后,吴宇清拿着母带(就是一盒磁带),导录到电台使用的数码录音带上,再把这盒数码录音带一盒一盒翻录到空白的磁带,取名《南京地下音乐记录97-98》。封面是蒙克的《嚎叫》,背面印了一个logo,吊盐水瓶的小孩躺在婴儿车里,意思是虽然成年了,但和现实社会相比,这些人还像生病的格格不入的小孩。磁带在南京大学门口的唱片屋售卖,一盒五元,吴宇清写道,“不为赚钱,只是想让诚心要听的人,花这5块钱买回家去。”

  “他是摇滚乐非常坚定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只要演出都会到场,在电台做节目,大力传播本地的乐队,联络本地乐队和其他地方的乐队,他在非常坚定地做件事。”童玮亮说。1998年,童玮亮在江苏省电子厅工作,做了“暗地病孩子”,中国第一个亚文化网站。网站被雅虎放在首页的文学栏目,迅速吸引了一批趣味相同的年轻人。网站颓废压抑,内容包括音乐、诗歌、小说和漫画。对每个发来邮件的人,童玮亮统一回复,“紧握你同志般的双手。”

  那时,南京的文艺氛围单纯,或许是城市的关系,人们都敏感多思。他们在潮湿的街道行走、聆听、思考,渴望交流,渴望同类,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在一起。

  当时吴宇清三十岁,正式工作是国税局的网络管理员,兼职电台DJ。朋友们跟他认识久了才发现,“原来他是个公务员啊”。另一个发现是,他很早便结了婚,妻子是教师,美丽端庄,为他生了女儿。他是那种有理想、有激情、同时追求生活安稳的南京人。音乐是他的寄托,在那个理想的纯粹的世界中,人们永远年轻,永不妥协。吴宇清把那个世界放在了心里。

  1999年,杨海崧离开南京,去北京发展。海洋遇到喜欢的女孩,女孩去了澳大利亚,他想摇滚乐的尽头就是一段阳光普照的爱情,也去了澳大利亚。其他人或者离开,或者开始工作,回到正常的生活中。

  新世纪来了。吴宇清继续做电台DJ,但他的兴趣发生了转移,从音乐转移到文学,主要是诗歌。

  以前吴宇清也看文学书籍,但只对表面的光鲜的东西感兴趣,没有展开深入的研究。比如他喜欢村上春树,因为书中写到了爵士乐。与此同时,论坛时代来临,出现了“诗生活”、“诗江湖”、“橡皮”等专门为诗歌而设的论坛。各地的诗人,以年轻诗人为主,踊跃地在论坛上发表自己的诗。

  2002年,南京本地也有了诗歌论坛——“他们”,版主是韩东。每隔一段时间,论坛出版一份网刊,内容有小说和诗歌,数量和质量都很高。吴宇清也写,最开始在“西祠胡同”,然后是“他们”。他还起了一个亲切有趣的网名,做主持说话前习惯敲话筒,“喂喂”,谐音“外外”。

  2000年,海洋和女朋友谈崩了,又和学校的老师打了一架,于是退学回国。他回到南京,打算继续搞乐队。他回来后,吴宇清开始更多地找他聊诗,而不是音乐。两人的口味大相径庭。海洋的阅读体系是顾城、艾米莉·狄金森、阿赫玛托娃,喜欢有仪式感和象征性的诗。吴宇清喜欢清新简单的口语诗。他给海洋推荐了许多“第三代”诗人。海洋还发现,他不仅阅读他们的诗,更重要的是和诗人成为了朋友,或许正是在诗人的影响下,他开始写诗了。“我明显感觉他向往,他发现诗人有点像潇洒自由的侠客,他向往江湖的感觉,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和那些诗人年纪差不多大,摇滚乐是小孩玩的事情。”海洋说,吴宇清被诗歌迷住了。

  2003年,吴宇清突然决定离婚,一眼看到头的中年生活让他害怕,婚姻仿佛是一头猛兽,要吞噬他。这个决定让所有人感到震惊,别人看来他的婚姻堪称楷模。但对他来说却是束缚。骨子里,他或多或少崇尚西方式的独立平等的婚姻关系,等他进入婚姻才知道,那太理想化了。作为缓和,他借口电台忙碌,搬到了电台的同事家。

  同事也热爱摇滚乐,关注诗歌。同事有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他住主卧,吴宇清住北边的次卧,屋里有一张床和一个书架。两人经常在一块谈诗,有时买两瓶可乐坐在超市门口讨论,有时在房间,一边抽烟一边聊天,聊到天亮。吴宇清就在那时学会了抽烟。

  两年后,同事辞职去了北京。吴宇清也向往北京,主要向往那里的艺术氛围,“北京是旧金山啊”,他说。但他没去。

  2005年,吴宇清搬到珠江路附近,就是他跳楼的那座楼。那时他不到四十岁,刚刚开始独居,他期待迎接单身汉的崭新生活。

  夜晚,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吴宇清带刘立杆去一家老式的可以给女孩递纸条的酒吧,看到两个女孩在聊天,主动地走过去说,“我们拼个桌子吧。”他什么都敢干。有一次,为了追求一个女孩,女孩喜欢某支乐队,他就把那支乐队请过来,自己掏钱,联系场地,在南京办了一场演出。

  网络普及了,年轻人更愿意上网听音乐而不是收听广播。他辞掉了电台DJ。做了十一年,自己也觉得索然,有几次干脆叫了写作的朋友,歌曲间隙聊起了文学,“XX,文学界最近有什么新动向?”

  2006年,南艺的影视专业成立不久,师资不足,一个老师带八门课,学生不满,整天嚷嚷着要退学。系主任只好把吴宇清搬来救急,说“给你们请了一个特别好的老师,南京摇滚教父,搞影展,也参与过演出,李红旗的片子他都演过。”

  从那年起到2016年年末,约有十年,吴宇清在南艺代课,教影视赏析和剧本创作。代课费很低,每节课上四个课时,一个课时50元。但是在那里,他找到了新的舞台和一个公务员以外的身份——继DJ之后,又一个能带给他刺激和欢乐的身份。好像只有这样,生活才值得过下去。

  新学期开学,吴宇清过来了。他掏出一张碟,打开光驱,开始放P.K.14的歌,自己出去抽烟了。上完课,他问底下的人,“谁没事去吃饭啊?找地方吃饭。”他喜欢艺术的小众的电影,比如杜蒙,比如贾木许。他带学生去看演出,有一次甚至租了一辆大巴专门去上海看舌头乐队。有老师看不惯他的作风,给校领导打报告,说吴宇清靠传播亚文化,俘获学生的芳心,最主要的罪证是晚上带着学生出去喝酒,而且有男有女。好在系主任和吴宇清关系不赖,事情没闹大。

  吴宇清和他的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三年后,在毕业的临别赠言中,吴宇清写了一段话:“我们有缘分相处了三年多,有时我奢望我们的关系能更近一步,我不是说出于惧怕孤独而必须抱成一团的那种密切。我暗自希望能从与你们的交往中,发现一些生活的信念。同时,这种信念也能转而影响到你们。在此时此刻,我理解,这是一个非常软弱和扯淡的念头,要往前走,我就得把它干掉。就像你们会把我干掉,事实是,我会死于你们之前。这既不悲伤也不幽默,这应该只是从容面对。没有什么信念,除了这一个:最大程度地相信你们自己。”

  王飞飞是南艺2004级的学生,他没上过吴宇清的课,但私下经常和吴宇清走动,他开玩笑说自己是吴老师的“干学生”。他是河北人,样貌粗犷,爱打抱不平。他第一次谈恋爱,失恋了,特别痛苦,同学叫他找吴老师聊聊。吴老师开导他,要多谈,然后迅速忘掉,“你现在觉得这个最重要,独一无二,你谈多了就知道,都一样。”开始传授他恋爱经验。之后,他常找吴老师吃饭,吴老师带他去自己新发现的餐厅和酒吧,和他聊文学、电影、音乐。令他惊奇的是,“这些人吴老师你都认识啊。”这样的交往给王飞飞留下一个印象,“吴老师是一个什么都可以摆平的人。”

  2009年,王飞飞毕业了,和吴宇清说想拍电影,大致聊了电影的构思。2012年之前,南京每年举办一场独立影像展,是民间办的三大影展之一。吴宇清是南京影展的初创成员之一,参与选片和主持放映。2014年秋天,王飞飞全职在家写剧本,每个月和吴宇清见面三到四次。吴宇清一场戏一场戏地帮他梳理,提出自己的意见。2016年夏天,电影拍完了,在北京做后期。第一版剪辑用的是非线性的叙事结构。王飞飞报了柏林电影节,选片人没要,他有点慌,担心电影结构过于复杂,又换了线性的剪辑方式。

  冬天,吴宇清来北京看片,晚上王飞飞陪吴宇清回酒店。因为抽烟,他们打开了窗户,拿一个杯子当烟灰缸,房间很冷。吴宇清说:“胖子,不能怂啊。我们应该是和杜蒙、塞德尔、杨恒这样的导演站在一起。老韩(韩东)、朱文他们当年为什么要断裂,就是要跟那帮傻逼划清界限。你不能去取悦他们啊。”

  2017年7月,王飞飞的电影《何日君再来》入围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是唯一入围的华语电影。媒体陆续找到他,在采访中,他提到吴宇清对电影的帮助,有人看到转告给了吴宇清。吴宇清特意和王飞飞打了个电话,说“谢谢你,你提到我,我很开心”。那是9月,他即将从28楼跳下。

  1998年,颜峻在兰州策划了“98新音乐之春”,最后没办成,留下一本小册子《SUB JAM》。

  乐队“八眼间谍”的专辑封面。2009年秋天,吴宇清和杨海崧在南京颐和路。摄影:撒娇。

  2008年,杨海崧找了一家出版社,想把自己的小说印出来。前两年他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吴宇清说他正好也想出一本诗集。他才知道“台长”也写诗啊。杨海崧说,那就一起印吧。

  离开南京后,杨海崧和吴宇清每年见面三到四次。一般约在酒吧,谈论彼此的近况,也谈论和音乐、文学相关的话题,主要是吴宇清说,他听。有一次,他和吴宇清聊起音乐上的困惑,他发现做乐队不仅牵涉到创作,还牵涉到乐队成员之间的关系,目标不一样,分歧越来越明显。吴宇清问他:“你为什么要做乐队?你当时放弃了所有东西,想要做一个好乐队的出发点是什么?”他建议杨海崧回到最根源的地方。

  吴宇清的诗集叫《洞》,封面是一部墨西哥恐怖电影的剧照,一个躺在病床上被电击治疗的女人,托朋友设计的。他说在某段时间内,他的状态很像这个女人。

  诗集印了500册,一部分赠送朋友和学生,通常在饭桌上赠送,说辞是“出了本诗集,随便看看”,朋友便收下,像接过他递来的烟。另外留了一箱在先锋书店。卖得很便宜,定价十元。卖了一年还剩一箱,他只好把它们搬回家。几天后,他又把诗集寄放在开淘宝店的朋友家,托朋友在网上送人,没怎么送出去。后来,放在床底的诗集受潮,朋友就扔了。

  在诗集的自序,吴宇清写道:“把这些诗集中起来,最初的想法,是为了告别。等它们在一起了,看着又像是一支吵闹不堪的杂牌军,并没有什么可以攻打的。能留下的,只是寂静。有时候,我体会到它们给我的快活、刺激、痛苦、彷徨。或者,它们只是下酒菜,能让深夜显得更深一些的话题。如果我贪心,想得到生命的神奇,一定有很多洞穴在等着。就这样吧,我喜欢这个诗集。无论如何,生活才刚刚开始。”那年他四十一岁。

  吴宇清也想拍电影。2008年,他和杨海崧策划、制作了七八点的唱片。自1997年成立以来,七八点一直没有一张完整的唱片。海洋不肯录。吴宇清不停地和他讲,“我现在把全国的唱片公司寄来的乐队样带都听过了,我操,还没你好呢,你不做你傻啊,你跨时代了你牛逼了,你就保持这个状态就行了,还像以前一样,回来继续玩,我来帮你弄。”说来说去,海洋都不肯。吴宇清说:“你那么牛逼啊。”海洋说:“真的不能玩了玩不动了我。”

  最后,吴宇清虚构了一部名叫《屋顶上的猫》的电影,专辑以电影原声的方式发行。他把手边保留的九首七八点的样带混在影片中,隐去乐队名称。他一直想把这部不存在的电影拍出来。

  那时,他阅读了很多小说,拉片(要备课嘛),在豆瓣写了很多简短的提纲性的故事。读到好的作家,比如波拉尼奥,会突然给刘立杆打电线》很好看,我操,太好看了,买一本啊买一本。”说完就挂。那时,刘立杆又结婚了,他仍然活跃在南京的诗歌圈,但是刻意和某种群体生活保持距离,不再依赖它。他的生活和写作平缓而稳定。

  吴宇清反复向刘立杆推荐各种小说和电影,说《屋顶上的猫》的计划,说了四五年,把刘立杆都说烦了。有一次,刘立杆失去耐心,骂了他,“吴宇清,你做音乐没做出什么名堂,写诗也没写出个名堂,当然你教书教得好,是个很好的老师,但是你满足于做一个老师吗?你说拍电影你拍啊,你梳理一下你这辈子到底做了什么?”

  吴宇清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当年我写过歌啊,得了二等奖,汪峰跟我住一个房间。汪峰站在窗户边上看着外面说,哥们儿你觉得我们以后能成吗?”

  “我们觉得他是个玩票的,非专业的,没有在正式场合发过什么东西。他对待文学是孩子式的,你们写诗,我也写,希望你们喜欢,特别孩子气。”吴宇清死后,刘立杆这样说。

  本来,吴宇清打算在今年申请提前退休,在家专注写作。2017年年初他写了一篇剧本大纲,故事主要描述了两个寻求自由生活的女孩,偶然地,分别来到南京,一个留了下来,一个带着一些经历离开,“以此来见证某种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都飘荡过的信念:自由、天真,寻找令人激动的心灵碰撞......好像这个故事一直在等待着我们。”他在作者阐释中写道。

  吴宇清死后,海洋说:“他是个五颜六色丰富多彩的人,有很多朋友围着他。可惜的是任何圈子没有给他足够的归属感和成就感,他对自己自信又不自信。他一直有落差,别人把他当成了一个组织者,没把他当成艺术家,但他在参与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自己的观点和标准。去年他自杀了,我才意识到,我记忆中的南京是他张罗组织起来的艺术化、理想化的南京。我们都太不珍惜了。”

  海洋经常记起年轻时,他去吴宇清家听音乐,吴宇清家有大音箱,在那时是种仪式上的享受。吴宇清给他放了伍佰的《再度重相逢》,一边听一边手舞足蹈,兴奋地说,这歌好。当时他很纳闷,觉得“人生如梦”这类歌词太直白,有什么好听的?

  2003年,海洋离开南京,先是在麦德龙工作,辗转去过沈阳、青岛、上海、成都、厦门。2010年,苹果公司看中七八点的歌,邀请他来苹果工作。他在重庆呆了四年,成为一名成功的经理人。期间他学了佛。做乐队的时候,他状态不好,经常打架,故意从楼梯上摔下来,有段时间,完全不能和人说话。后来,他想离音乐远一点。

  海洋想,如果不是吴宇清的坚持,他早就放弃音乐了,也不会有人听到他的唱片。去年,他在出租车上突然听到伍佰那首歌,一下子被歌曲中质朴的情感打动了,他觉得这一切是吴宇清送给他的礼物。

  2016年2月,吴宇清和王飞飞在《何日君再来》剧组筹备办公室。摄影:赵礼威。

  2008年,吴宇清在古堡看乐队Time In Muscat的演出。摄影:罗隶。

  诗集《洞》封面,1957年的墨西哥恐怖片La momia azteca的剧照。设计:吴宁。

  父亲是东南大学的领导,身材高大。和儿子爱好文艺、自由不羁的个性截然不同,父亲传统刻板。这样一来,母亲在家庭中的重要性就显露出来了。吴宇清回家,妈妈说,老头子,宇清回来了。爸爸才开口,怎么样,最近有没有认真工作?等儿子要走了,妈妈又叫儿子,去跟你爸说再见。好的,儿子说,爸我走了再见。

  2017年年初,吴宇清的母亲骤然离世,对父子俩的打击都很大。父亲认为是医院治疗不当导致的,在家痛骂庸医,没想到后来儿子又进了医院。

  杨海崧的演唱会过后没多久,吴宇清住了一次院,治疗痛风。他请了病假,没告诉其他人。八十多岁的父亲照看他,每天给他送饭。

  睁开眼便是病床。住院第二天,吴宇清情绪低落,打电线月,杨子馥和男朋友的感情出现问题,状态消沉,说想离开南京。“你特别不容易,不要离开南京,”吴宇清给她讲萨特和波伏娃,“爱情是锦上添花”,反过来劝她珍惜现在已经建立的世界,说“你和杨海崧是我特别认的两个朋友,你们都靠自己打拼,很坚韧很执着。”说着说着,他哭了,“我觉得自己特别没用,我这个年纪还要我爸爸一个八十多岁的人来照顾我,我妈妈刚去世他能扛过来很不容易。”

  杨子馥是成都人,2005年来南京,两年后组了一支后摇乐队,她是键盘手。2005年到2008年,杨子馥和其他搞乐队的女孩和吴宇清走得很近。他们每个星期一起看两三场演出,最常去的酒吧是新街口的“极地77”、成贤街的“红色气球”和鼓楼钟楼旁边的“古堡”。女孩们是八零后,吴宇清最年长,但不严肃,喜欢开玩笑,看完演出请大家吃饭,就算提前走,也会悄悄把单买了。

  2008年,杨子馥一个人生活,吴宇清就把单位发的柴米油盐给她送过来,放下就走。有次天热,送了一床凉席,说:“正好路过,夏天铺席子睡得舒服。”他对朋友总是很慷慨,几乎所有朋友都收过他的礼物,皮靴、牛仔裤、乐器、唱片、影碟等等,好像这是他应该做的。

  在医院待了一个星期,吴宇清的双腿恢复了一些,能走路了。7月又出现了波动。他患了前列腺炎,症状是尿频,他抱怨总是尿意大于睡意,隔半个小时就要起夜,加上腿脚不便,非常苦恼。去医院排队也苦恼,专家门诊像菜市场,人群急不可耐,他总想上厕所,但上厕所就会被插队,他只能忍。等终于见到医生,医生听了个大概,就匆匆开了药,加上母亲的事故,他想医生是不能信任的。

  他跑了好几家医院。一位医生的药吃一个星期不见疗效,就换另一位。后来,在和朋友的交谈中,他说:“我现在脑子里面全是七八张医生的脸,他们说的话互相矛盾,比如关于要不要通过来缓解病情,非常可笑。我觉得自己也很可笑......我现在到哪里,就到离厕所不远的地方,所以最好发明一种移动厕所。”

  吴宇清死后,杨子馥找她和吴宇清的共同的朋友聊天,发现每个人对他的了解都不全面,每个人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认识他,“一对起来,发现他很分裂”。

  平常,吴宇清只在市区活动,以鼓楼转盘为中心,向四周发散最多五公里,最常去的地方是咖啡馆和酒馆,像活在南京的纽约客。他对升官发财毫无兴趣,在单位三十多年,职位一直停留在科员,他拒绝买房,连车也不买,坚持骑二八自行车。他对新生的事物缺乏信任,不用支付宝和微信,使用的最前卫的互联网产品是豆瓣。

  大约从2008年开始,吴宇清爱上了买衣服,他买了很多皮衣,M65的夹克……养成了收藏皮靴和牛仔裤的嗜好,在豆瓣上传了很多靴子照片,积极地逛牛仔裤论坛,然后把购买链接以豆瓣豆邮的方式发送给朋友,请朋友支付,再找时间把钱给朋友送过去。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蓄起了胡子,热衷于戴帽子,尤其是毛线帽,再没见摘下来。他极力避免自己像个昏聩的中年人,不管是心灵还是外表。

  “他的青春期特别长,甚至持续到五十岁,同龄人经历的人到中年的槛他全部规避了。”杨子馥说。生病前,朋友总调侃他,“你无论穿着打扮、做派、心理,一直是年轻人的那套,但你知道吗,你现在已经年过半百,你没有中年,但不可能不面对老年。难道你是想直接从青年时代一脚踏入广场舞吗?”

  自从6月通过电话,杨子馥开始刻意和吴宇清保持联系,下班后就去看望他。有一天,杨子馥和他说:“有一次在家里我自己昏倒了,不知道过了多久醒过来了,我怕自己出事,就写了一份遗嘱,放在小盒子里,钥匙交给了同事。”吴宇清回答说:“我早就想死了,我连楼都看好了。”

  以前,吴宇清经常和朋友聊死亡,在他看来,死亡不是了不起的事,他说,“搞摇滚的人,三十岁死了算了,再往后等于多活了。”

  到了2017年8月,事情便往不可逆转的方向发展了。由于病症,睡觉很费劲,吴宇清失眠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不能久坐,沙发也不能坐,只能坐靠在板凳。他总感觉尿液排不干净,就用纸巾不停地擦拭,垃圾桶内满满的纸巾,却都是干的。

  期间,王飞飞回南京约吴宇清见面。电影拍完后,他就在北京和南京两地奔波。每次回南京,他给吴老师发个短信,“吴老师,我回来了”,吴老师再回电话,和他敲定见面时间,成了固定的习惯。但是,那次见面,吴老师说膝盖肿了不能弯,就不出来了,王飞飞便去他家看望他。到了他家,发现冰箱里只有两瓶碳酸饮料,厨房的柜子里有几碗过期的方便面。他问,吴老师你吃饭怎么办?吴宇清说,叫楼下小饭店的伙计送餐。王飞飞借口出去办事,去对面商场的面包店买了四百块钱的面包。

  回到北京后,王飞飞和他的女朋友感慨,“吴老师一直是我人生的灯塔,但是我忽然觉得好像身边还是得有人啊。”

  8月24日,吴宇清约刘立杆见面,莫名其妙地说:“哥们好久没见了,万一哪天死掉总要见上一面哦。”两人在吴宇清家楼下碰面,准备去一家酒吧坐坐。但打了二十分钟打不到车,就改在家里。刘立杆觉得他家气味不好,说你房间一股霉味。他说,哪有?没有啊,不可能有。刘立杆说,你闻不到吗?他说,我闻不到。刘立杆说,霉得一塌糊涂。他打电话叫餐,给刘立杆要了炒饭,自己要了粥。他说,痛风不能吃荤的。接下来,谈起前列腺炎的事情,天天睡不着,很痛苦,说他上百度贴吧,有人得了十年还没好。刘立杆感觉他非常焦虑,坐立不安,他很诧异,“一个满不在乎的人怎么会被前列腺炎搞得这么焦虑?对一个小毛病的过于夸张的重视,恨不得一次性有个神仙把这个事情了掉,马上恢复正常。”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刘立杆劝他开微信便于和朋友联络,“这种外在的坚持和抵抗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时代是这样的,你不用微信不上朋友圈,过于姿态化了。”

  那天,吴宇清收到杨海崧寄来的《呕吐袋之歌》,作者是Nick Cave,杨海崧翻译的。他转手送了刘立杆,说最近看不动你先拿去看吧。除了书,还送了一双靴子,借口是“买小了,你穿正好”,二人分别。回到家,刘立杆发现靴子很旧,不止穿过一次,恐怕穿了十几次,有的地方发霉了,后来他想,这是朋友的告别。

  9月初,朋友们陆续接到吴宇清的电话。其中,他和杨海崧通了次话,由头是女儿要去日本留学,到北京来办签证,问他认不认识大使馆的人。杨海崧不认识,回答说,这事儿没什么能帮的。他没挂电话,开始讲身体,讲自己的病,讲得很清晰,“说话方式和以前一模一样,一点感觉不出来糊涂、异样、自怨自艾”。他也和韩东说了生病的情况,听上去不是重病,却说“不行就挂掉算了。”韩东说,“你怎么可能这么想呢?”最后,他和韩东说了声:“谢谢。”挂了电话。

  自杀前一个礼拜,父亲觉得他不太对,把他拉到医院。医生说,你应该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诊断他是重度抑郁,得吃药。他吃了一次,反应很大,很难受,杨子馥劝他,起码先保证睡眠,他说,吃完更想死了。

  9月19日,吴宇清开了微信,打趣说,看看你们这帮屌人说我什么坏话了。头像是卧室的窗户,应该是坐在窗前的书桌边拍的,拍照的人看着窗外,窗外有树,树叶是绿色的。微信上,朋友问起近况,他发来六个字,“自由梦碎一地。”

  没有人知道独自呆着的时候,吴宇清在干什么。2005年之后,所有人都以为吴宇清是个单身汉,直到他死了才发现,“他没离婚啊”。他可能和妻子达成了某种协议,没有正式结束夫妻关系。可是,虽然伪装成一个单身汉,也有过很多女人,曾经,女人都想和他睡觉,好像他活在另一个世界,大家都想接近那个世界。但他和女人的关系到了某一个地步,便会止步不前。多年来,吴宇清没有稳定的伴侣。而他单纯地怀念着的、九十年代的南京早已不再了。朋友们都在各自既定的轨道上走着。

  2017年9月,吴宇清50岁,孑然一身。而且,这个身体也开始衰老了,甚至不得不接受年迈的父亲的照料。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他所蔑视和逃避的生活,正像报复的潮水一样向他扑过来。

  吴宇清的葬礼简单迅速。他的父亲拒绝了一切吊唁和法事,好像儿子的突然死亡是一块不可示人的伤痕,只要遮住,生活就和以前一样。

  2013年11月3日,南京先锋书店,吴宇清主持诗人于坚新书《印度记》首发式。摄影不详。

  2011年1月2日,南京大众书局,吴宇清主持歌手周云蓬新书《春天责备》的读者见面会。摄影不详。

  2016年11月29日,吴宇清在南京先锋书店主持画家陈丹青的分享会。摄影不详。

  2016年4月,在南艺的黄瓜园餐厅,《何日君再来》剧组开机饭。摄影:王天行。

  在南京羲和广场的一家咖啡馆,我见到了杨子馥。她个子高挑,穿着得体,她的鼻翼和嘴唇都穿了孔,但一点儿不突兀,是那类让人眼前一亮的女孩。我们找了个可以抽烟的位置。2010年,杨子馥开了一家纹身店,现在是南京有名的纹身师。当初一起玩音乐的女孩各自工作、结婚,见面的机会变得很少。

  吴宇清跳楼的地方就在咖啡馆的斜对面。杨子馥说,跳楼前一天,吴宇清和她说,准备去上海看病,“后天一大早就去上海,已经预定了周四的专家门诊,碰碰运气”,并向她汇报了病情,“这病天冷更发作了,这两天只睡了三个小时,精神还行。”不忘叮嘱她:“保重身体。”

  吴宇清死后,朋友们才注意起他的病。哪怕他提过自己的病,但是以沉着、与己无关的口吻提到的,好像他在描述小说或者电影中的一段情节,让人以为只是身体自然出现的现象,尽管是坏的,但马上会好的。

  十月,我和王飞飞在上海路见面。上海路是南京的文艺地标,有别致的咖啡馆和酒吧,是吴宇清喜欢的地方。那几天都是晴天,难得没有下雨。在南京,雨水好像从来不曾停止。我们在咖啡馆的门口闲坐。不时有年轻男女经过,迎着太阳走,头顶的树叶轻轻摆动。楼房很旧,上了年份,看不出墙壁的颜色。往前走两百米,有一个施工队,在街边竖起黄色的遮板,人群便绕开。走着走着,街道分了岔,拐弯处是一家面馆,锅炉摆在外边,冒着热气。再远是摊位,修车的男人双腿翘在桌沿,津津有味地看电视。南京太老啦,像老电影。没有任何吴宇清的踪影了。

  为了办追悼会,王飞飞联系了很多吴宇清的朋友,发现范围太广太杂,音乐、诗歌、小说、电影他都有所涉及,似乎哪儿都沾一点,但并不处于漩涡的中心。吴宇清口才好,好到能连续说四个小时不卡壳,对艺术的各个领域比较了解,私下又都是要好的朋友,所以他主持了各种作家的新书发布、诗歌朗诵会、影展的开幕式,诸如此类。朋友婚礼也请他主持。韩东说,外界对他的普遍印象是,“一个带引号的发言人或者活动家”。

  吴宇清死后,朋友们整理了他的诗,跨度从2001年到2017年,一共511首,最后一首写给去世的母亲。他的诗开始出现在各种各样的纪念文章中,好像直到这时,人们才注意到,吴宇清一直在写诗啊。吴宇清的诗写得很诚实,很伤感,但不够极端,缺乏某种独创性,在诗歌大量涌现的论坛时代,被遮蔽淹没,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依然是个好诗人。这倒是次要的。最让朋友们感到意外的是,很难把吴宇清的诗和他本人联系起来。吴宇清健谈,和他见面,与其说聊天,不如说是他的独白,不是兴奋地得意忘形地,也不是沮丧地,而是平静地叙述,完全是旁观者、观察者的角色。

  韩东也在这时读到了他的诗,他既意外又愧疚,要为外外“正名”,“外外是一个有诗歌成就的诗人”,“外外训练有素,自成一统,只是始终隐而未现而已”。

  韩东说:“平时在写作上大家是闭口不谈的,可能他谈我们的写作,我们不谈他的写作,他自己也从来不谈他的写作。大家都没当回事儿,看到他的诗的震惊是非常普遍的,不知道他在正儿八经地认真地写,也不知道他写得如此之好。我们的忽视、心不在焉是个问题,他本身肯定有问题,平常他喋喋不休谈的都是别人,他有一种伪装,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是个很强烈的反差——他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

  几天后,王飞飞带我去拜访吴宇清的墓地,三月刚刚迁来。墓地在一片低矮的山坡上,穿过干净的林荫道,眼前是一座座整齐排布的墓碑,那是黑色的丛林。墓地安详肃穆,平时白天有看守墓地的工人收取小费,不知为何,那天空无一人。王飞飞从包里掏出一瓶矿泉水和一条毛巾,浸湿毛巾,拭去碑上的灰尘。随后拆开一条中南海香烟,自己点了一支,为吴宇清点了一支。墓碑很新,落款是鲜红色,照片上的人是青年模样,一头黑发,脸庞俊秀。有蝴蝶飞来,围着墓碑打转,不一会儿又飞去别的地方。人死了,岁月却倒流了。

  2018年9月25日,王飞飞在南京的卢米埃影城办了一场追思会,一场属于吴宇清的朋友们的聚会。他想吴宇清愿意朋友们谈论他,不是悲伤而是充满欢乐地回忆,好像他依然活着,只是短暂地离开了宴席。因为他是一个慷慨热情的好人,一个流连聚会和交谈,朋友们以为永远不会失去的人。

  那天晚上,放映厅里坐满了吴宇清的朋友和学生,王飞飞放映了《何日君再来》。他想吴老师如果还活着,一定会请他的朋友来看。王飞飞、杨海崧、刘立杆手持话筒,站在台上,感觉奇怪,“拿话筒的应该是吴宇清啊。”

  刘立杆说:“吴宇清的生活比他的诗更像一个诗人,他很自由地过着他的生活,最后照着自己的意愿去死。”杨海崧想,他再也不能把录好的新唱片给“台长”听了,他说:“对于他的死,他一生做的最后的决定,我非常尊重。这个决定跟他其实太像了。他从听摇滚乐开始,最喜欢的乐队就是The Who,The Who 有句歌词是,让我在变老之前死去。这才是摇滚乐的生活,他内心一直相信这个东西。我不敢妄自揣测他的动机和用意,我也快要到他的年纪,一旦你面对不一样的自己,你的身体无法承载你的思想,无法承载你的心灵的时候,你真的到了一个做决定的时候。这是他做的最后决定,这个决定在我看来,是个特别特别漂亮的决定。”

  2017年3月,吴宇清在上海路3咖啡,和王飞飞商量电影剪辑。摄影:王飞飞。

  题图:2013年11月3日,南京先锋书店,吴宇清主持诗人于坚新书《印度记》首发式。图片提供: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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