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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的野蛮人” —电影《暴裂无声》的伦理表达

归档日期:07-17       文本归类:敌基地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王杰(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从美学的角度,结合美学来讨论伦理问题,在当代美学研究中是一个很好的角度。《暴裂无声》就是典型,它既是一个电影,一个美学对象,也是个伦理问题。《暴裂无声》不论从题材还是表达方式,都是有很强互文性的作品。中国现在有不少这类型的电影,和现实有着密切关系,从对它们的讨论中我们都能发现大问题。

  冯仲平(《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副主编):《暴裂无声》展现的人物命运,我觉得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从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一直到现当代作品,比如莫言的小说,一路走来,都有相似性和脉络可循。电影的核心人物,名叫张保民,“保民”是我们中国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这部电影主题有两个,“谋财害命”和“民不聊生”。开头被张保民捅瞎的屠夫后来帮了他一把,这说明正义就在民间,这是明清文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古代把它叫做“礼失求诸野”。社会的上层什么美好的东西都没有了,那么民间普通人之间还保留了一种最珍贵的东西,《暴裂无声》实际上体现了这样的一个观念。

  许楠(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看完电影以后,我觉得内心有种特别的压抑和难受。片名《暴裂无声》非常有意思,本身就隐喻了一种无声而巨大的张力。首先,为什么是“暴裂”而不是“爆裂”?张保民是一个哑巴,但他很能打架,他是一个在身体和社会地位上都没有有效行为能力的人,一切情绪只能用自己的身体语言来表达。对于很多人默默苟同的不公正,只有他一个人相当的愤怒,这种愤怒是稀有的,但却偏偏降临在一个无法表达自身的人身上。面对为蝇头小利倒逼他签字的村民,面对强拆的专业打手,面对煤老板及其背后庞大的黑社会势力,他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只能用暴力应付。无声的暴力,主观上的拼命和注定失败的结局,真实残酷,令人心碎。“暴”力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撕“裂”,这部电影无比真实地指向了现实,矛盾最终被激化,就像影片结局处矿山的崩塌所隐喻的那样。“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站在山面前,看着它崩裂,张保民什么都说不出来,什么都没法做,这一刻,一个父亲所有的努力都变成了徒劳。

  我们再来看看“无声”,这部片子里的人失声有三种类型。张保民是一种被动的失声,他善良、机警、是非分明,有着和黑势力硬拼到底的决心,只是客观条件上受到社会潜在秩序的不断阻碍,这就注定了这个底层工人的悲剧。律师是一个主动失声的人,在真相面前自觉地选择了噤声,说到底,律师就是一个趋利者,没有立场只有利益,一个沉默的利己主义者。在孩子丢失的事情上,因为律师和张保民相似的遭遇,我们会期待他俩产生一些互动,出现一些情感的共鸣,甚至改变故事的发展,但我们对善的期待还是落空了。

  最后,我想讲的是作为观众的一种失语。我们站在上帝的视角,用悲悯的双眼,看着张保民无数次地经过那个漆黑的洞口又离开,那深不见底的洞里是残忍的真相,丑陋的人性,和赤裸裸的不公平。我们仿佛是一个知情的从犯。这时候观众既脱离了对故事本身的追逐,也脱离了那种常见的和剧中人物共情、共鸣从而达到净化作用的感情,而是上升到了一种类似于佛陀站在云端的洞晓与悲悯。但这种情绪没有任何行动力,电影将我们本质上只限定为一个审美的客体,无法参与到事件当中,这就是作为普通观众的失语。

  周宏亮(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我觉得影片有一种众生喧哗的力量,电影里的每一个人,包括没有说话的张保民,都表现出了一种呐喊的姿态。这种呐喊有的时候是一种有声的呼唤,有的时候是一种无声的反抗。影片中的每个人都迫切地想要表达自己的声音,但是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下,无论是代表上层阶级的昌万年,还是代表中层阶级的律师,又或者是代表下层阶级的张保民,他们的声音都被整个时代的洪流给淹没了,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只能被别人表述。电影里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张保民作为一个底层的人,因为卖地这件事没谈拢和邻居发生了肢体冲突。在肢体冲突中,张保民不小心把屠夫丁海的眼睛给戳瞎了,但是在危急时刻屠夫还是选择保护张保民。

  相比于屠夫救人的义举,片中的律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以法律为武器来保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人,他在得到张保民的帮助下找到了女儿,但是自始至终都不告诉张保民他儿子的下落。所以,知乎上有网友评论说,屠夫的义举和律师的见利忘义,正好应了一句古诗“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导演通过屠夫和律师之间鲜明的对比,给观众留下了思考的空间。一个以法律的名义来满足自身利益的律师和一个打架斗殴的农村小混混,他们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是不是从外表就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内心?就像影片所呈现的,独眼屠夫看上去很凶恶,律师看上去彬彬有礼,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内心却是和外表截然相反的。这种内心和外表之间的断裂,造成一种很强烈的反差。所以,我用“众生喧哗”和“沉默”这两个词来概括这部电影给我的感受和冲击。这是一种沉默的众生喧哗,它不一定要通过有声的语言,张保民没有说话,但是他通过自己的拳头,以一种暴力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律师的表情和昌万年吃东西的动作,这些都是一种情绪或者意见的表达。影片中的人物都有诉说、表达自己心声的欲望,但都没有表达这种欲望和心声的渠道。

  徐诺晗(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硕士生):我主要就“失语”来说一下。一般语言学上那种失语的过程,其实是语言习得的反过程,就是说你会首先失去那些比较难的词,然后你会失去那些比较简单的、日常用词。这部电影中的张保民,他是在打了一场架之后就不再说话了,我觉得这是一种被迫的失语过程,但他还是用自己的拳头来表达自己的声音。我认为张保民身上有一种比较新的中国式的底层人民的形象,他不是逆来顺受、唯唯诺诺,也不让别人来左右他的人生,他有一种反抗精神,他是用自己的拳头,尝试申诉自己的权利。整部电影的价值导向,我觉得还是强调了正义的概念,电影里奥特曼的形象不断出现,就是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

  史晓林(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我觉得中国当代的悲剧电影正在发生一个转向。首先在电影结构上,中国传统的悲剧电影或悲情电影,一般更倾向于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当下的一些悲剧电影,已经慢慢抛弃大团圆的结构。第二是关于悲剧效果的转向。整部电影是一种很压抑的状态,在悲剧效果上,有一种从引人哭到引人思的转向。不论是古希腊悲剧,还是中国传统的悲情电影,都会安排一个合适的感情宣泄点,让人在一定的张力下崩裂,然后释放情感。但我们现在一些悲剧电影,在悲剧效果上不着力于让人去哭,而是引人往深处思考。第三点是关于悲剧对象的转向。当代的一些悲剧电影不再过多地集中于历史、政治空间内的大事件,悲剧空间从历史时空转移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表现的对象也转向底层人民,或者是边缘人群,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能带给我们崇高感受的强有力的英雄人物了。最后,电影表现上的身体转向。在《暴裂无声》中有很多昌万年吃东西的镜头,“吃”是人最本能、最自然、最兽性的一种表现,我认为电影表达了人的兽性、人的动物性的身体性的转向。另外,电影还表现了对底层人民的亲近,导演把目光与感情集中在社会底层,我们可以看到张保民和他同阶层的底层人民身上体现的人性的光辉。

  黎江波(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我对悲剧的理解,不光结局是悲惨的,还要有一种无力感,命运无法抗争的背后,不论是天意也好,还是某种体制也好,你无法通过个人的行动去反抗。我认为这部电影的矛头指向比较集中,基本指向昌万年这个人。除了煤老板之外,他还是黑社会老大。电影对煤老板进行了黑化、丑化、矮化,体现的是他的人性之恶,而不是资本之恶,对他的形象过于单一的刻画,导致所有的矛头都指向昌万年这个恶人。但是我认为悲剧的背后层面,并不是由一个人的恶所导致的,而是与体制有某种合谋。但电影对昌万年的恶的形象过于单一的塑造,给我们的感觉,如果说昌万年没有这么坏,那么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了。

  王杰:电影本身应该没有绝对的坏人,昌万年身上也有某种闪光,他的车玻璃被打烂了,他没有去追究。包括律师,电影里面有一个他给女儿讲故事的温馨场景,在这里他是一个好父亲的形象。这部电影里面的三个人物,矿主昌万年、律师、矿工张保民,他们的人性都是复杂的。从电影作品来看,无论是《天注定》也好,还是《暴裂无声》也好,表现的是受过教育的和有钱的人变坏了,那种没有受过教育的穷苦人还保留着善良。如果放在现代性的过程中,它是反现代化的。按照卢梭的观点,现代化把人变坏了,只有回到小国寡民、回到原始的状态才是最好的。我们的很多电影作品都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即所有成功者,他都在某种程度上异化,而只有那种最淳朴的人,他天性中的善良在某种情况下会爆发出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达,我希望大家去思考,这也是解答中国悲剧问题的关键,因为悲剧一定要有一种超越于普通人之上的更高的价值,这才能让你在观看的过程中得到净化。但这种价值从何而来,在当代形态中,它好像并不需要经过学习。这种价值其实就是最普通的人心中都有的那种人的本性,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保持着一种“野蛮的高贵”,他们知好坏,辨善恶,这样的逻辑是值得思考的。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复杂的,电影就像棱镜一样,把原本交错在一起的东西分别折射出来的。通过《暴裂无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上层压迫底层,底层只有用这种极端式的反抗,才能够撕破一点,极端式的反抗的结果,其实跟现在的有相似之处。张保民的处事方式有一点的意味,他闯入昌万年的公司,把东西砸毁了、把人打瘫了,然而其他人是无辜的。在电影里面这个行动是合理的,在电影导演看来,张保民身上充满着英雄主义色彩。

  何颖(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卢梭提出“高贵的野蛮人”,认为那些生活在乡村的人是最淳朴、最天真的,这其实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感觉。

  赵敏(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后):这部电影是对我们国家现在社会失范现象的一种符号性的描述。故事地点是煤矿和山区,事件是生态污染或是富人谋财害命的故事,他们是为虎作伥的坏人,并且受害人无能为力,这种事情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电影的角色也是符号化的,虽然也体现了一定的复杂人性,但对每个角色的丰富性没有深入刻画。电影通过这些有代表性的符号来告诉我们社会失范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影片背景设在2004年,刚好是我们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比较高速但文化经济状况没有跟上的时候,人们对物质的追求非常强烈。资本拥有者昌万年,作为上层资本运作者的代表,他没有受到传统道德的约束或者是体制性的约束。作为社会中层的代表,律师也失去了律师职业伦理的约束。对于生活在农村的底层人物,电影里面的村主任也不再是村落共同体的代言,而是被资本收买了。电影通过整个上、中、下三层人物的刻画,显示了我们国家传统伦理道德被解体的现实。对于底层人物张保民一家来说,他们不仅物质财产被剥削掉了,并且也没有任何文化资本,他们缺少必要的教育,在儿子走丢后,张保民妻子的办法是求助于神灵。张保民的形象和传统受害者的形象不一样,他有反抗精神,并不是沉默的羔羊。

  在电影里面,我还看到两个乌托邦的符号,一个是小孩,小男孩和小女孩逃出山洞,手牵手在矿山上奔跑,俯瞰整个充满工业文明的城市,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最后坏人被绳之以法,这也是一个大家幻想中的乌托邦形象,但是现实中很多这样的事情肯定是没有解决掉的。我也认为这部电影的悲剧性并没有那么深刻,如果昌万年或者是律师稍微有点良心,悲剧就不会发生了,电影如果对每个人的形象再稍做拓展,悲剧效果会更好。

  何颖:我对电影的结局是非常不满意的。我觉得应该是在律师说“没了”的瞬间电影就应该结束。现在的结局设置其实并没有增加影片的张力,反而是一种卸力。当律师在说“没了”的时候,剧情的矛盾已经到达一个极致,律师身上呈现的人性复杂性,包括昌万年和张保民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张力正维持在“没了”这两个字之间。但是电影最后通过矿山的炸裂释放出矛盾的张力,所以这是一种卸力,把作品原有的力量通过山的炸裂给释放掉了,最后狗尾续貂加上恶人仍有恶报的结局。我认为这是向审查制度或者是向大众口味的一种妥协。这在中国电影里面是很常见的,虽然电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但就像拳头打出去,却打在棉花上一样,最后慢慢地软弱无力了。

  另外,电影还涉及了城乡差异的问题,从张保民到昌万年的公司,他坐车当天就可以来回,两个小孩子的灵魂站在矿山上可以俯瞰城市,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距离虽然很近,然而山的一边是繁华的大都市,另一边是落后的黄土村落。电影表现的矛盾冲突并不仅仅是一个恶人煤老板和一个老实矿工的冲突,还表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城市和一个非常落后的乡村之间差异和隔阂。

  这部电影给人一种荒诞感,在人物的塑造上,我认为是非常不真实的。比如昌万年,他根本就是一个疯子,他用烟灰缸把自己手下往死里砸,呈现的也是一种非常疯狂的状态。张保民不是农民,也不是煤矿工人,他其实是一个超级英雄。他一个人背着小女孩穿梭在山上,在办公室里一人对多人大显身手,电影塑造的是一个超级英雄的形象。荒诞的中心体现是那个藏匿张保民儿子尸体的山洞,它让我想到一句话,“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电影不停地把洞的正面对准屏幕,其实是对准观众,这是与观众的一种互动,增添了魔幻的荒诞味道。

  卢幸妮(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在观看这部电影时,我的感受是很不舒服的,不仅仅是因为电影充满暴力动作,更是因为主人公张保民在使用暴力时,认为自己是有道理的、充满道义感的。当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时,采用私力救济的方式使权利恢复完整状态,是可以的,但这种行为的正当性必须以他人的权利为界限,尤其是当这种私力救济采用了暴力的形式。电影中,不论是在孩子走丢的问题上,还是在签字卖地的问题上,我们看到的是,当自己权利遭到侵害或者遭遇不公正待遇时,张保民都是用暴力手段为自己伸张正义,这种反抗的精神是可嘉的,但是暴力的使用以及由此导致的殃及无辜是不合适的。他的暴力,侵犯了他人的身体和财产权益,他把屠夫戳瞎了,把昌万年的办公室砸毁了,他一方面对自己的权利非常重视,另一方面对他人的权利却蔑视甚至践踏。电影中反复出现奥特曼的形象,这个卡通人物是正义的化身,但是现代社会不可能再通过这种原始的“奥特曼打小怪兽”的方式解决冲突,实现公平正义。我们社会中有很多冲突矛盾,这些冲突矛盾也许没有很好的解决方式,受到不公对待的人缺乏有效的救济途径,但在任何情况下,像张保民这样极端的反抗,我认为都是不应该被提倡的,但影片把他塑造成一个英雄形象,我觉得价值上有一些不正确的倾向。

  刘强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这部电影表现了一种底层叙事或者说阶级叙事,因为矿工、煤老板、律师三人分别代表了三种阶级。对于张保民为什么这么能打,我认为是导演的刻意设置,制造身体跟语言之间的对立,因为他失语了,失语之后,他可能就是在身体上特别发达,同时身体是暴力的象征。导演设置这种身体和语言之间的对立,可能也表达了类似庄子的思想,也就是说人的知识越发达,可能人的道德越被损害。还有几处细节我想提一下,一个是车牌号是豢1984,是很有隐喻意味的。另外,张保民当时被昌万年绑在车后备箱,他是用一个箭头把绳子割断的,但是他的儿子也正是被这个箭头给杀死的,这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设置,是一种命运的讽刺。

  王博(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我比较关注电影里面的打斗场面,张保民和他的对手体重相差这么大,他还能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这应该是对他性格的刻画,就像大家之前提到的,他粗暴、毫不留情、下手很重。另外,电影通过每个人的名字,就把他们的特征给表达出来,这样过于符号化、简单化,让观众事先有了预设,而忽视了对人物本身的关注。

  王真(《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编辑):电影里的孩子,实际上象征着“希望”。按照人类学的观点,在以前朴素的信仰中,人类向大自然索取资源,比如电影中的开矿,是会受到限制的,需要得利者付出一定的牺牲。实际上,张保民的孩子,作为底层人民的希望,作为一个牺牲,在电影中被牺牲掉了,这个很有隐喻色彩。我们都知道在古代,作为牺牲的往往是有一定地位的公主或者王子,因为当时的上层阶级更有牺牲精神,他们拿出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作为向神或向自然的献祭。在《暴裂无声》中,被牺牲的恰恰是底层人民的“希望”,这暴露出非常大的社会问题。

  另外,电影的主角张保民是哑巴,在很多影片里,像精神病或者是残疾人,这类人很少作为主角出现,这其中很有象征意义。《荷马史诗》的作者是一个瞎子,这样的人恰恰是最能接受神谕的,能跟天或者是上帝进行沟通。我观察到现在很多艺术作品或者电影里,设置这样一种存在,通过否认自身的存在来确认自己的存在,很奇怪也很矛盾。一般的套路是,某人带着原罪出生,然后做了很多恶事,然乎不断地批判自身,这种写法非常容易得到观众的共鸣。关于张保民如何变成哑巴,电影里解释说,他打架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同时也可能是心理上受到了很大的创伤,自己选择不说话,不愿意跟人交流。在心理学里面,如果一开始出生,不愿意跟外界交流的叫自闭症,但是后天出现的语言和交流行为的障碍这类心理疾病,不管是身体上受到了伤害,还是精神受到伤害,都是这个社会造成的。在电影里,我们看到张保民非常努力地反抗命运的压迫,如果在现实中出现的话,真实的情况可能不会像艺术作品中表现的那么美好。

  王杰:中国这几年不少电影里出现的主题,都是一个人在找孩子这样的主题,《路边野餐》《老炮儿》都是这样。如果这成为某种类型的话,是很值得分析的。父亲找孩子这一类的电影,从精神分析理论和现代美学理论的角度,可以做深度解读。另外,中国现代化过程有其特殊性,中国现在有很多像昌万年这样白手起家的企业家。短时间内积累起巨额的财富,是违背经济学规律的,要么靠权力,要么靠其他手段,这其中很难有人经得起历史的问责。电影像棱镜一样把这样的社会问题折射出来,留待我们分析和解答。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批评形态研究”(15ZDB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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