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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起薪那么低为何仍有人愿干?

归档日期:06-05       文本归类:低界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现在的情况是有越来越多的博士毕业生每年进入市场,希望能够锁定一个教授的终身职位,享受自由以及相对较高的薪水,有一点像普通层级的毒贩子想要成为一名毒枭。

  拿到终身教职是高校千千万万博士生和青年教师梦寐以求的愿望。但在高校全面企业化的当下,铁饭碗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合同教师和研究员。这些流动性大、保障少的职位却依然让众多博士生趋之若鹜。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学术体制根本无法无法养活那么多终身教职,整个学术机器的运转实际上有赖于大量灵活雇佣的廉价劳动力青年教师和博士生。而激励着千万人放弃稳定职业和保障仍然钻进象牙塔的则是塔顶所期许的终身教职高薪和威望。

  本文作者Alexandre Afonso,英国国王学院政治经济学系比较政治学讲师,主要研究范围包括福利国家改革、劳动力市场政策、劳动力迁移政策以及党派与利益相关组织在这些领域中的角色。

  本文由破土网授权转载,原文标题《学术界是如何类似贩毒团伙的》(How Academia Resembles a Drug Gang),地址:。破土微信公众号为:potu_groundbreaking“破土工作室”。

  学术界系统依靠“局外人”的支持而存在。这些“局外人”,为了换取未来不确定的稳定、威望、自由和终身职位所意味的高薪,需要随时准备放弃工资和职业稳定性。Alexandre Afonso从美国、德国和英国收集数据,研究学术界职业市场,在有着不断壮大的局外人以及缩小的核心局内人的同时,是如何在很多方面类似一个贩毒团伙的。

  在2000年,经济学家Steve Levitt和社会学家Sudhir Venkatesh在《季度经济杂志》(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有关芝加哥一贩毒团伙的内部薪资结构。这篇文章对Levitt(和Dubner)的畅销书《怪诞经济学》(Freakonomics)中“为什么毒贩依旧与母亲共居”一章的基础:帮派内的收入分配是极度由上端向下倾斜的,而底层的街头毒贩挣得甚至比合法的低技术含量工作都少,例如麦当劳。他们估算每小时工钱约3.3美元,这大大低于最低收入水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依旧与母亲共居)。

  如果你算上被竞争对手帮派的人枪击、落入大牢或被比你位高阶的人痛打的风险,你可能会奇怪为什么会有人做工钱这么低的工作,忍受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而不在麦当劳找份工。但是,这些帮派们在招募新成员上并没有什么实际困难。原因在于让他们留在行内的首要驱动力,不是当下收入和工作环境,而是未来富裕的前景:底层毒贩子放弃当下收入以换得(不确定的)未来财富。普通成员做好了面对这一风险的准备,而尝试向上攀爬,上面意味着好的生活和源源不断的金钱。他们不太可能做得到(死亡率异常之高),但他们也愿意“要么变得富有,要么在追求中死去”。

  随着不断有新的底层毒贩进入市场而且愿意被剥削,毒贩老大们可以变得越来越富有,而不用将他们的财富分配至底端。越来越多的普通“局外人”准备好抛弃收入追求未来财富,而一小部分核心“局内人”牢牢抓住他们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以牺牲大多数人为代价。我们称之为胜者为王市场。

  学术界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在很多方面都很像一个贩毒团伙,局外人越来越多,而内部核心成员越来越少。虽然在学术界被枪击的概率相对而言比较小(除非你非常苛刻地改试卷),还是有一些相似的生态。学术界只是这一趋势的一个例子,但它影响着几乎任何地方的劳动力市场。当今劳动力市场研究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是我们所说的“二元化”。“二元化”是指有着安全稳定工作的局内人,与拿着定期合同、工作岌岌可危的局外人之间差距被强化的过程。几乎任何地方的学术界系统至少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着局外人的供给而存在,他们做好准备放弃工资和工作稳定性,为了换取未来不确定的稳定、威望、自由以及终身职位所带来的高薪。

  我们要如何解释这一趋势?其中一个潜在的结构性因素是所有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国家中博士生的数量都在快速增长。上图表明了OECD国家在两个时间点:2001和2009年,博士学位拥有者在相应年龄层中的占比。我们能看到,九年间这个比例上升了约50%,而且这一增长尤其在葡萄牙、希腊和斯洛文尼亚等国家特别明显,几乎升至原先的三倍,虽然基数比较小。即使在基数大的国家,增长也是显著的:英国增加了60%,德国近30%。从2000年起,OECD地区的博士生平均每年新增5%。

  于是现在的情况是有越来越多的博士毕业生每年进入市场,希望能够锁定一个教授的终身职位,享受自由以及相对较高的薪水,有一点像普通层级的毒贩子想要成为一名毒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做好了准备要放弃可以在其他领域工作获得的收入和稳定性,而接受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希望能锁定那些并没有成比例增长的职位。正因为有越来越多准备好要接受这种工作条件的潜在局外人涌入,局内人就得以将一部分自己的工作外包给他们,尤其是教书,考虑到当今不断增长的研究出版压力。结果就是内核在缩小,外围在延展,而且内核越来越依赖外围。在很多国家,由于这一激励体系的原因,大学越来越多地依赖一批拿着临时合同的学术“产业后备军”。

  上面描述的发展趋势是包含几乎所有发达工业国家的宽泛生态。但是,不同国家局内人和局外人群体的分界线都不一致,比如美国、德国和英国。

  在美国,教育部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表的报告(见下图)显示大学超过40%的授课老师是非终身的兼职教职员,或是按教课节数付工资的助理讲师,没有健康保险或其他标准雇佣关系所包含的保障。我们能从表格中看到,终身任职的教职员占比急剧下降。这不是说教职员绝对数量的下滑,事实上这个数字有明显的提升,但它上升的速度远远被工作不稳定、收入低廉的授课老师增长速度所超越。据高等教育年鉴近日报导,助理讲师依靠食物补助而活。文章中提到的主人公给出的实得收入为900美元,忧伤的是,这并不比毒贩子3美元一小时的工资要高出多少,但这份工作却高技能得多。

  德国是另一个例子,原本就存在一条鲜明的局内人-局外人分界线,主要是因为其学术界就业市场呈现一个沙漏形状。一方面,位于底部博士生层级的工作条件还不错,最近机会还有所增加,因为在研究项目和博士学院的大量资金注入培养了一大批非常能干的博士生。而另一方面,顶端也有好工作,全职教授相对工资比较高,而且自主性很强。问题在于中间是空的:对于那些刚刚拿了博士学位的人而言,有一个巨大的空洞在,他们在这段时期被迫面对一段空虚状态,在几年中签着固定任期合同(wissenschaftliche Mitarbeiter)或是充当替补教授(Vertretungsprofessur),此后在45岁左右时他们可以开始希望找到第一份终身工作,而这在1970年代时或许在他们35岁左右就可以发生。

  上图显示了从1970到1990年代期间政治学科博士生、获特许任教资格(Habilitation在博士学位之上、编外讲师[PD]之下的资格头衔,译注)、第一份教授工作的平均年龄。博士生平均年龄并没有显著变化,但第一份教授工作的年龄提高了约5年。另外,必须认识到其中的自我选择效应:样本中的人们都是成功当上教授的,没有算上那些在学术生涯断层中退出的人。在中层有一些新的种类或职位产生,例如新创造的初级教授(Juniorprofessuren),但大多数都受时间限制,因此不能与终身教职相提并论。德国是一个财政紧缩的国家,地方和联邦政府都不愿意将资金投入到永久的项目或职位中。

  学术生涯断层还被一些学科的内在问题所恶化,终身教授常常为了与他们所在大学协商自己的工作条件而申请教授职位。结果就是新晋博士生要和德高望重的教授争抢是十分困难的,而由于候选人不接受条件来回折腾,导致聘用时间拖得很长。这一情况中的主要问题在于时间,永久职位中的学者们有时间,但局外人并没有。如果你拿着一份固定任期合同,大学与一个终将拒绝的人谈判的两年时间你是等不了的。这个系统实在是很荒谬且包庇内部人,尤其当博士毕业后的那段时间通常都同时是结婚生子的阶段。

  英国与德国不同,它有立即的终身职位可以给到刚刚博士毕业的人群。英国是欧洲最大的学术市场,讲师职位能给予相对年轻的学者们一份稳定的工作,尽管起始工资比其他地方低,如果算上生活成本的话,尤其是在伦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高等教育不依赖大量局外产业人力。近日,《卫报》报导了在英国大学中流行的所谓“零时工合同”(zero-hour contract)。这些合同不特别指明老师/研究者需要贡献的时数,也就是暗示员工们需要在有活干的时候随时待命。和欧洲大陆相比,令人震惊的是博士生和助教们更为不稳定的工作情况,他们在英国大学中承担了大量教学工作,但是其工作条件却比其他地方都要更为非正式。举个例子,当我在瑞士读博时,我差不多拿的是公务员的工资来教书,有相应的薪水、养老金、福利津贴。英国很大一部分博士生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需要各处申请奖学金,而他们教书时,是按小时计费或按一定费率(批改的考试/论文)计算,不同学校、甚至同一学校内都会有差别。

  通常在英国大学教书时数相对来说算是中等,至少在罗素大学团体内,因为学生的论文和独立学习能力是更被看重的,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学院能够利用这种灵活的劳动力。这种情况在大学面临巨大的REF(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t framework)研究出版压力之下更为严重。这通过两个渠道发生。首先,由于研究是最被看重的,就使得在职的教授有动力退出教书,转而锁定研究拨款以及出版发行,把教书任务留给非正式教职员工。另一方面,一些大学对外贴出临时岗位招募广告恰恰是因为REF,为了在自己的呈交中使用他们的出版作品。当他们被“利用”完以后,大学并没有保证会继续留下这些人。

  上图概括性地总结了上面描述的区别。我能看到,这种局内人/局外人分离在哪里都存在,可能还在加大。有趣的是这种分离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因为系统无法脱离这些可以接受任何形式合同的大量局外人而存活。如果你灵活、有策略、对工作条件有考虑的话,你可能就会想利用这些区分,在你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谨防局外人陷阱。这就意味着避免在英国读博士,而博士毕业后避免在德国工作。当然,工作状态并非纳入考量的唯一因素,但“威望”、“学习”这些字眼通常被终身聘任制的学院或甚至更握有权力的大学行政部门用来正当化糟糕的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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